【接上一篇】
『華國鋒講話』
1977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開幕，這是粉碎“四人幫”后的第一次中央工作會議。與會者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中央軍委領導人，各省市自治區、各大軍區、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委、軍委各總部、各軍兵種的主要負責人，計160多人。會議議程：一、交流前一段揭批”四人幫”的經驗，研究如何進一步深入揭批”四人幫”；二、商定當年的國民經濟計劃；三、當年下半年的工作安排。會議開了13天，到22日結束。
13日，會議第四天，陳云在西南組會上作書面發言，提出對天安門事件問題的看法：“我對天安門事件的看法：（一）當時絕大多數群眾是為了悼念周總理。（二）尤其關心周恩來同志逝世后黨的接班人是誰。（三）至于混在群眾中的壞人是極少數。（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幫'是否插手，是否有詭計?！薄耙驗樘彀查T事件是群眾關心的事，而且當時在全國也有類似事件?！薄班囆∑酵九c天安門事件是無關的。為了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需要，聽說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讓鄧小平同志重新參加黨中央的領導工作，是完全正確的，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擁護。”王震也在分組會上發言，他說：鄧小平政治思想強，人才難得，這是毛主席講的，周總理傳達的。1975年他主持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績。他是同“四人幫”作斗爭的先鋒?！八娜藥汀鼻Х桨儆嫷?、卑鄙地陷害他。天安門事件是廣大人民群眾反對“四人幫”的強大抗議運動，是我們民族的驕傲。誰不承認天安門事件的本質和主流，實際上就是替“四人幫”辯護。陳、王的發言都未被登載會議簡報。許多著述稱，原因在于陳、王呼吁恢復鄧的工作，而華、汪不想解決鄧的問題，因而不允登載簡報。其實，未刊簡報的原因，至少不是華國鋒不想解決鄧小平的工作問題，因為鄧出來工作一事已成定局，而陳云等人也已知曉。這一點，前述陳云發言和葉選基的回憶都是明證。何況陳、王發言只是談天安門事件以及鄧與天安門事件無關的問題，沒有涉及鄧復出工作一事。
14日，華國鋒在大會上講話，在這個比中央政治局更大的范圍內，宣布了高層關于恢復鄧的工作的決定：“現在經過五個多月揭批‘四人幫'的斗爭和多方面的工作，解決鄧小平同志的問題，條件逐步成熟。中央政治局的意見是，經過黨的十屆三中全會和黨的第十一次代表大會，正式作出決定，讓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這樣比較適當?！贬槍h內外的議論，華國鋒向與會者說明，中央決定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時候，就認為鄧小平的問題應當正確地解決，考慮到“四人幫”的余黨和其他反革命勢力會利用這個問題作借口，所以要有步驟，“要有一個過程”，“我們的方針是，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多做工作，在適當的時機讓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
關于天安門事件，華澄清了鄧小平與此事無關：“經過調查，鄧小平同志根本沒有插手天安門事件”。并肯定“在‘四人幫'迫害敬愛的周總理，壓制群眾進行悼念活動的情況下，群眾在清明節到天安門去表示自己對周總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當時去天安門廣場的絕大多數群眾是好的，是悼念周總理的，其中許多人是對‘四人幫'不滿的，反對的。不能把他們，包括純屬反對‘四人幫'而被拘捕過的群眾，說成是參加了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北绕?976年12月5日的中共中央通知，華對天安門事件的結論又有了不小的修正，從解脫當事者個人，變成肯定絕大多數人“是好的”，悼念活動“合乎情理”，“許多人是對‘四人幫'不滿的，反對的”。當然，還是留下了“尾巴”：第一，依舊斷定天安門事件有“少數反革命分子”；第二，仍然維持了“天安門反革命事件”的定性。同時，講話責備了社會輿論，認為少數人“實際上背離了揭批‘四人幫'的斗爭大方向”，“做法是完全錯誤的”，要求“不要在天安門事件這樣一些問題上再爭論了”。
華和高層的意圖，還是既要解決鄧小平和天安門事件的問題，又必須維護毛澤東。所以華在講話里說了一大段話：“中央在解決鄧小平同志的問題和天安門事件的問題中，是堅定地站在維護毛主席的偉大旗幟這個根本立足點上的，是堅持了毛主席的路線和方針的，如果不這樣做，就會發生有損我們旗幟的問題。中央要求大家堅決抵制各種政治謠言，也是站在這個根本立足點上的，如果聽任這些東西流傳，就會發生有損我們旗幟的問題。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應當正確對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績，三分錯誤。七分成績，是在毛主席領導下取得的，三分錯誤，是林彪、陳伯達、‘四人幫'干擾破壞造成的。如果不這樣看，就會發生有損我們旗幟的問題。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在揭批‘四人幫'的斗爭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都必須維護；凡是損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須制止。毛主席這面偉大旗幟，一定要高高舉起，不能丟掉。”
這是第三次提“兩個凡是”，也是“兩個凡是”的第三個版本。這個版本，就是理論組最初起草的那個稿子。這里的“兩個凡是”，后半句與“二七社論”不同，基本用的是最初稿子的說法，又刪去了最初稿子里“不能違反”和“不能容忍”兩個詞組，語氣上有所減弱。據華國鋒說，這個稿子也經過了中央政治局的討論和傳閱同意。
『“兩個凡是”的終結』
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之后，鄧小平于4月10日致信華國鋒、葉劍英和中央，一方面，表示“感謝中央弄清楚了我同天安門事件沒有關系這件事”，并且“特別高興在華主席講話中肯定了廣大群眾去年清明節在天安門的活動是合乎情理的”。對于復出工作，他坦言：“至于我個人的工作問題，做什么，什么時機開始工作為宜，完全聽從中央的考慮和安排。”另一方面，他在信中也強調：“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高舉和捍衛這面光輝偉大的旗幟，我們必須世世代代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據鄧小平后來說，這是他針對“兩個凡是”作的批評。鄧小平希望中央將此信連同他1976年10月10日致華國鋒、葉劍英和黨中央的信，印發黨內。
此后，汪東興、李鑫去看望鄧小平，談向全黨轉發他的來信的問題。如果說上封信對“兩個凡是”的批評還有些含蓄的話，這次談話中鄧小平則對汪、李明確表示“兩個凡是”不行據李鑫后來說，聽了鄧的批評，他“當時還作了解釋，說是為了穩定局勢才那樣寫的”；回來之后，他又查看了社論，“覺得話講得絕對了，提得不對，以后要改過來，在小平同志提出完整地準確地理解和掌握毛澤東思想以后，起草文件時就改用小平同志的提法”。
華國鋒也聽到了一些意見，多少察覺他的講話里的“兩個凡是”的提法有毛病。他“后來發現，第一句話，說得絕對了，第二句話，確實是必須注意的，但如何制止也沒有講清楚。當時對這兩句話考慮得不周全（考慮了一方面，沒有考慮帶來的片面性）”。至于“二七社論”，華說“這‘兩個凡是'的提法就更加絕對，更為不妥?！比A國鋒后來說，他曾經同鄧小平談過“兩個凡是”的問題，鄧說當時這兩句話不講就好了。華也感到當時這兩句話考慮得不夠周全，考慮了一方面，沒有考慮帶來的片面性，“高舉”，大家贊成；“兩個凡是”，絕對了。事實上，1977年3月以后，華國鋒再未提過“兩個凡是”，而官方文件、官方媒體也不再出現“兩個凡是”。
5月3日，中共中央轉發鄧小平致中央的兩封信，實際上是就恢復鄧小平的工作向全黨打招呼。7月16日至21日，中共舉行十屆三中全會，恢復鄧1976年被撤銷的所有職務。鄧在全會的講話中，對“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做了不小篇幅的闡述。8月中共召開十一大，華國鋒在政治報告中采納鄧的提法，第一次講了“完整地、準確地領會和掌握毛澤東思想的體系”。此后，“完整地、準確地領會和掌握毛澤東思想的體系”便成為官方的正式語言。
作為有著特定指向的“兩個凡是”，到這時已經終結。趙紫陽當年曾有一段比較客觀的評論：“我認為去年三月中央工作會議講‘兩個凡是'，有當時的歷史條件，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當時粉碎‘四人幫'后時間不長，要減少國外一些不必要的猜測，加上大家的思想解放也還需要一個過程。十屆三中全會上，華主席、鄧副主席提出要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實際上就劃了一條線，就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彼^華國鋒“遲遲不改正”“兩個凡是”方針、阻撓和拖延鄧小平復出的說法與事實相悖，亦不公道。
流行的說法還稱，1978年的“真理標準問題討論”是針對“兩個凡是”而發生的。筆者以為，這種說法也不準確。如前所述，“兩個凡是”是有特定指向的政治方針，而“真理標準問題討論”針對的不是某一個方針，而是一種全盤維護毛澤東的政治觀念和對毛澤東個人迷信的心理（這需要另文專門梳理）。這種觀念和心理源遠流長，具有相當的普遍性和韌性。從高層到底層，從社會精英到一般民眾，許多過來人都深受這種觀念的影響，都具有這種政治心理，絕不限于華國鋒、汪東興等人。歷史不能假設，假如非要假設，很難想象當年沒有“兩個凡是”，從高層到民眾的思想和心理就會解除禁錮；事情恐怕正好相反，無論有無“兩個凡是”，那種觀念和心理都會是橫亙在開辟新路上的一道巨大屏障。從這個意義上說，“真理標準問題討論”與其說是同“兩個凡是”的較量，毋寧說是在同那種普遍的政治觀念和心理的博弈。這種博弈，也并不能通過某種政治程序來決定勝負和高低。事實上，“真理標準問題討論”雖然打開了解構這種觀念和心理的突破口，官方也以政治決議的形式高度評價了那場討論，以組織程序宣告了華國鋒、汪東興等人的下臺，但是這種觀念和心理的解構，時至今日仍然沒有完結?！?
（該文摘自《炎黃春秋》雜志2016年第2期）